所擁有的優越條件,無疑是一個很有發展前途的地方。港英當局預料,包括金融業在內的第三級服務行業在本港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將繼續增大。追溯到1981年初,夏鼎基在1981在1981年至1982年度財政預算演說詞中,一方面對于制造業的發展困境表示無能無力,另一方面表示要對香港的金融業行政管理體制和結構必須作出更大程度的變動和改革,也就是決定加以干預,實際上試圖從一系列環節上加快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轉變。
  1981年,由夏鼎基所設計的一整套管制措施所涉及的方面很多。其中包括:修改公司法、交易股票的資料公開、公司收購、四家證券交易所的合并、保險法、成立新的香港銀行公會、制定銀行業及接受存款公司條例以及重新頒布發銀行牌照等。在這一系列變化當中最引人注目的變化就是在為期兩年內,逐步建立香港金融業三級管理體制的做法。
  這一重大發展的內容,就是把香港在冊的115家掛牌銀行和200多家接受存款公司,在經營業務和實繳資本方面作三種規格安排:(1)掛牌銀行,實繳資本必須在1億港元以上,可經營任何范圍的存放業務;(2)掛牌接受存款公司,實繳資本必須在7500萬港元以上,只能接受50萬港元或以上,和在24小時以上任何期限的定期存款(不能接受活期存款及儲蓄存款);(3)注冊接受存款公司,實繳資本必須在1000萬港元以上,只能接受5萬港元以下,3個月內的定期存款,可以經營批發性業務。對于推行這種新體制,當局最重要的解釋是便于在當局監察下的香港銀行公會,更好地運用利率這個唯一可以作為控制信貸和通貨工具,穩定通貨,制止通貨膨脹。不過,許多學者很快就指出,其實質是要進一步削減中小金融企業的競爭能力,其中的多數華資銀行處境更為艱難,少數大銀行集團的壟斷利益受到保護。因為事實上不論從過去或1981年實際情況來看,不斷發展的通貨膨脹和信貸擴張,并沒有因為近兩三年來利率的急劇上升而緩和。據最近一些香港專家的計量分析指出,1979-1981年每年平均消費物價上漲率達14.2%,比1970-1979年的平均7.6%上漲率增加一倍,而且漲落幅度彈性越來越小,平均約4%左右,而1970-1979年為8%。也就是說,隨著高利率的發展,通貨膨脹也在發展。當然,港英當局并不期望香港的利率水平高于紐約和倫敦等金融中心及鄰近地區水平,因為高利率水平雖然暫時可以減少香港資金外流,加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對于內部的經濟均衡發展卻弊多利少。
  1981年一系列新金融政策推行的結果,是外資銀行繼1978年以后第二次急劇增加,目前已由1980年的115家增至123家,其中外資占80家。同期鄰近另一個金融中心新加坡為37家,其中外資銀行24家。此外,港元也由于利率上升,以及在9月份之后,由于圣誕節及新年出口增加31.2%,而使有形貿逆差減少2.15億港元,港匯從10月份開始逐步回升,11月份達到87點。但是,依靠高利率和微弱的外貿逆差減少而使港匯回升的基礎仍是十分薄弱的。這正如評論家們所指出的,1981年第四季度香港的外貿倘無明顯改善,港元匯率仍難指望有穩定的回升。因此,歸根結底,金融業及其一系列新的管理措施最終仍取決于出口貿易及其制造業的健康發展基礎。否則,未來的香港經濟前景仍然會令人感到失望。
  四,中國的四化建設與香港經濟的發展關鍵
  對于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計劃,香港從八十年代一開始就深謀遠慮。中國四個現代化計劃逐步推進,至少可在以下幾個方面抵消對香港的不利影響:(1)中國潛在的巨大市場,至少可以分散來自西方的貿易保護主義打擊;(2)豐富的煤炭、近海的石油資源,以至在廣闊的鄰近地區建立核電站的可能性,使香港的能源危機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矛盾逐步緩和;(3)內地待開發的大片土地和巨大的人力資源,使香港的制造業發展得到供應來源;(4)中國大力推進中的國際貿易使香港的轉口貿易結構又重新發展,1981年將占總出口的36%,超過1959年的30%的水平,使香港國際收支逆差大為減少;(5)經營多年的金融財務和商業服務系統,可以為中國四化建設的資金籌集和其他商業勞務提供有效的服務,促進香港經濟多元化以及在某些行業出現不景氣時,少受損失。鑒于上述種種因素,未來香港經濟的發展受到這種巨大的潛在利益推動,必然會通過多咱途徑和形式主動加強同內地的合作和聯系;香港當局未來的種種經濟決策的立足點,不得不根據這種現實的趨勢作出種種調整和安排,試圖繞過兩咱不同經濟制度中存在的差別和障礙,在互相補充的合作基礎上找到雙方利益的共同點,這正是今后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