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982年,普遍出現的經濟衰退、油價沖擊、猛烈的通貨膨脹、貿易保護主義以及一些其他因素,使香港經濟的未來充滿了動蕩不安的氣氛。預計近期經濟發展收縮趨勢在所必然。可是,在另一方面,中國堅定不移的對外經濟開放政策,以及正在加速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進程,又給香港經濟的發展前景帶來了新的推動力,使香港不但在未來對外經濟的商品和勞務出口中處于有利地位,而且還可以在“比較成本”利益推動下,在內地找到更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這是使香港經濟在今后從動蕩中有可能繼續走向穩定和繁榮的一個極為重要因素。
  一、“外匯基金”和高利率政策的運用
  從過去幾年的情況來看,從內部糾正香港經濟中一些畸形發展的現象是不可能的。1979年,當局曾經通過財政金融政策,大力削減了公營部門的開支,取消了出售官地分期付款的辦法,調整了銀行的代放款利率,以及修改了銀行法例增加外匯基金,的短期存款等措施,使過熱的內部經濟擴張有所收斂。那末,面對1981年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港英當局又有什么新對策?從目前來看,其最新的做法,就是1981年12月10日由立法局批準將“外匯基金”向外借款的最高限額由200億港元增加至300億港元。據報道,11月30日,由“外匯基金”發給庫務署(事實上是當局控制的銀行)的外匯基金債券已達169.97億港元,到1982年2月底將達200億港元。按照官方的如意算盤,這樣做,一方面可以方便當局繼續將其儲備基金用來購買該基金的港元單位債券,賺取利息(1973至1974年度,利息收入達3.6億港元),而不用承受匯率變動的風險;同時又可讓當局運用“外匯基金”以干預貨幣市場利率水平。在香港的特殊金融體制下,這是一個很復雜的操作過程,這里暫且不去說它。官方認為,其中心環節,就是繼續運用銀行利息率的調整來進一步控制貨幣供應和內部信貸的增長率,是不是抓住了這一個環節,就可以達到預期的經濟均衡的目的?事實上,1981年在銀行優惠利率節節上升到20%的情況下,股票市場下瀉幅度比較大,但是,狂熱上升的房地產業并沒有受到更大的壓抑,相反制造業資金周轉成本上升。因此,一些工商品界人士主張當局實行“雙重利率制”,也就是:(1)一般貸放利率,給普通投資者借款;(2)最低的優惠利率,給制造商作投資借貸。這雖然可能僅僅是一種主張,不過也有些大銀行在高利率時也分別實行優惠代放,但是由于實際差距不大,實惠不多,如果當局不進上步采取有力措施恐難于取得明顯效果。
  二、制造業的發展出路
  官方認為,對于制造業的政策,既要順應時變,使這個向來在香港經濟中有舉足輕重的行業逐漸向生產更高質產品和更為精密產品的方面轉變;但另一方面,這又與勞動人口的不斷增長所帶來的社會就業之間發生矛盾。面對這種困難的抉擇,當局繼續強調已遇到土地供應和海外日益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障礙,制造業的發展只好依靠企業家個人的“信心”,同時寄托于本港公司通過在內地、尤其是在廣東省設立的各種形式的合營企業,以尋找其新的發展出路。而作為當局本身,只能在這過程中為工業教育和訓練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雖然有人提出要求設立工業銀行,以及土地方面向工業界提供更多的支持,但是官方一再聲稱,這同香港傳統的自由經濟體制原則是不相容的。也就是說,今后在香港的46000多家大小工業企業,仍不可能擺脫其在高地價、高利率和兩位數字的通貨膨脹發展環境下的困境,這些企業所需要的各種生產要素的供應只能繼續在市場的“自動調節機能”作用下自生自滅。
  針對港英當局這種頑固的保守主義態度,一些香港著名的經濟學者和經濟界人士,從理論和實務上向當局提出強烈要求迅速改變巨額盈余政策,應動用歷年來所庫存的財政盈余資金,除一方面用于為香港居民改善各種社會保險福利外,以此作為對制造業提供低息貸款支持。辦法上由私人銀行貸款給制造商,再由當局作擔保人,正如“居者有其屋計劃”一樣。“這種積極的做法雖是亡羊補牢,但還不為晚,如果仍然執迷于所謂自動調節,任局勢自發發展,則大禍臨頭,悔之晚矣!”
三、金融業政策的新發展
海外的金融界認為,對于國際金融家來說,香港